細數《花束般的戀愛》出現的流行文化，你會發現坂元裕二在電影中暗藏的小巧思，同時也映照出日本文藝青年的樣貌。
但畢竟家家有本難念的經，不是人人轉行都能考上狀元，原本只要顧好自己的演員，是否知道「換位子後要記得換腦袋」，且成為懂得顧全大局的導演，這可不是人人都能做到。
從《燕尾蝶》、《青春電幻物語》再到2020年《最後的情書》，「小林武史Ｘ岩井俊二」就像兩個頂尖的魔術師合作，一如小林武史所說：「只要和岩井俊二這個人一起，對我來說不只是單純做一個電影音樂。雖然我是被指派工作的一方，但每一次都是彼此互相提案的深度交流，真正的合作無間。」
中島哲也鏡頭下的《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》，紀錄松子30年的愛情史，也是從昭和46年橫跨至平成13年，名為令人討厭的松子的短短56年一生的斷代史，那一幕幕絢麗奪目的歌舞劇，其實也暗藏著松子那令人討厭的一生之外，日本的時代變遷與社會現象。
即便是這樣的母親，她仍是我的全世界。在這個偶爾會有善意伸出援手的社會，「我們」仍注定墜入這名為親情的深淵，互相依存著。
當「導」演跑去演「戲」，不管是客串還是友情演出，他們的存在就像是電影中最閃亮的那顆「彩蛋」，是只有認得他們的觀眾才能發現的驚喜。
寺山修司，就是傳統日本人與警察最討厭的煽動家，他不拍讓人一目瞭然的實驗電影，將舞台表演搬到大街上，出版字字聳動的散文與詩句，甚至大聲地向年輕人喊話，必須從「血緣」開始拋棄，乃至於故鄉、書本、道德等社會規範與框架。
在小說中，祐一和光代是無法在現實世界「取勝」，是永遠不可能成為「主人公」的兩個人。但是在電影中，他們至少能成為2小時20分的主角，且比任何一個人都來得閃閃發光。
一個人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，是無法被斷定的。當我試圖寫一個殺人犯，就會想要寫這個人好的一面......。我不讓自己站在裁決者這邊，不站在任何立場。人都有各種不同的面相，所以才會有故事的誕生。
《說再見前的30分鐘》致敬曾經陪伴我們的卡帶錄音機，新田真劍佑與北村匠海的賞心悅目，是伴隨著演技與歌聲的淨化。清新脫俗的音樂電影，在說再見前說了一個很好的故事：
2018年由導演大根仁改編的《Sunny 我們的青春》，將背景改到泡沫經濟崩壞的90年代後半，此舉不僅明顯削弱原作的政治背景，取而代之的是日本特有的「辣妹文化」，將觀眾的情緒提升至對於青春年代的「懷舊」，且毫不保留地釋放年少輕狂，無所畏懼。
感謝物品並將其擬人化，親自感受物品是否能讓自己心動，最後斷捨離。《丟掉吧，安達女士》基本上複製近藤麻理惠的整理法。只是來到本劇，物品的擬人化是真的變成一個人，主人與物品之間一來一往的互動，某種程度是自我辯解，卻也是以物品出發的哲學性思考。
演戲，並非一人的獨角戲，唯有遇到能相互丟接球的對手，電影的世界觀才能成立。2016年他們在《失序男孩》首次相遇，皆在失序後得以演技大爆發。
擁有編劇、導演、演員、歌手、作家等多重身份的宮藤官九郎，作品跨及電視、電影、舞台劇。2000年以日劇《池袋西口公園》獲得日劇學院賞最佳劇本獎而廣為人知，近年來也以《小海女》、《SORRY青春！》、《寬鬆世代又怎樣》等編劇作品帶動流行風潮。
當年劇組在海邊拍戲時，意外發現兩隻擱淺多時、被居民埋起來的海豚屍體，結果岩井俊二居然叫蒼井優與鈴木杏兩人把牠們從沙土裡挖出來。關於《花與愛麗絲》你可能不知道的事情，就像挖出他們的時空膠囊，用中文說著「我愛你」的青春無敵。
在影迷心中，電影院是放映電影的「聖地」，所有人的眼神與心思，全都投向前方的大銀幕。但是來到日本電影院最密集的東京都，「獨立電影院」遺世獨立的精神，是比電影還重要的本體，也是從對於「這間」電影院的愛延續至電影。
「唯有一個我從出道一來一直堅定的念頭，『不選角色』、絕不過於挑惕這件事。從今以後不管是再難、被人們所敬而遠之的角色，我也想要挑戰。想成為一個能無所畏懼地接受任何挑戰的演員。」吉岡里帆在她27歲生日時這麼說著。
「我是為了生計才不得不當演員，與其說是為了角色努力，不如說是為了活著而努力。」其實多數的時候，真的很難理解樹木女士說的是真心話還是玩笑話，或者說，她是把兩者發揮淋漓盡致的人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