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e Chang-dong

從《薄荷糖》到《燃燒烈愛》,李滄東的鏡頭始終在尋找出口那道光

22 Aug, 2021
從《薄荷糖》到《燃燒烈愛》,李滄東的鏡頭始終在尋找出口那道光 Photo Credit:《燃燒烈愛》,來源:IMDb

不論是《燃燒烈愛》、《生命之詩》、《密陽》或《綠洲》,李滄東的電影總是展現大量的人物肖像,韓國的社經歷史發展,令人衰弱的疾病,還是某種無所不在的力量,似乎都使他們無法自拔地陷入重複的痛苦悲劇。

作家出身,曾在2003年擔任兩年韓國文化部長,為韓國「國片」配額制奮戰的大導李滄東,他40歲才開始執導演筒的第二部作品《薄荷糖》在台重新上映。片中回顧了韓國急速巨變20多年間一位金先生的旅程。

從害羞的學生,偏執的士兵,到殘酷的警察,不忠的丈夫,和最後破產眾叛親離的自殺老闆,複雜多面向的角色。隨時間列車逆流而上,在一個個的十字路口上我們目睹事件如何改變個人命運,回朔似曾相識的純真夢想。

回顧李滄東至今的導演作品,不論是《燃燒烈愛》《生命之詩》《密陽》《綠洲》,李滄東的電影總是展現大量的人物肖像,韓國的社經歷史發展,令人衰弱的疾病,還是某種無所不在的力量,似乎都使他們無法自拔地陷入重複的痛苦悲劇。但同時,李大導也一再的不斷尋找出口那道「光」。

大吼抗議中,倒轉影片和歷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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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hoto Credit: 甲上娛樂提供

《薄荷糖》的鏡頭循著鐵道將我們帶回錯綜複雜的過去,金先生的人生與韓國歷史交織。我們將倒敘的電影敘事倒正,剛畢業的他夢想成為一名攝影師。在80年代當兵時,他珍藏初戀女友寄給他的薄荷糖。一天晚上,卻誤殺一個違反宵禁的難民少女。他之後成為警察,工作迫使他以暴力偵訊社會運動人士。

完全變了一個人的他,當面冷酷拒絕來找他的初戀 。80年代末的經濟爆炸時,他轉成為商人,結婚成為父親,試圖修補之前破爛的碎片,卻並不成功不幸福,而以自殺收場。李滄東的作品顯然都沈浸在韓國社會的大歷史氛圍中,在經歷了幾十年的極權, 以及之後資本主義的貪婪野蠻導致的經濟危機,在苦澀中陷入暴力的根源,而黑暗絕望使角色接觸到現實的真相。

面對世界的諷刺戲劇性,非常詭譎的結合可悲和瑣碎平庸,當代歷史與其角色不可分割,個體通過他的選擇,將其存在與變態社會,政治壓迫(警察),泡沫經濟(商人)融合,無路可退的金先生對著迎面而來的火車,大特寫大喊「我希望回去」。

由倒敘和懷舊回憶建構巨大悲劇中角色性格的邪惡根源,集體苦難超越了他個人的悲劇。自殺的商人,掙扎的警官,到絕望的男人,角色身心都極為痛苦,難以言喻的尖叫鏡頭得如此之多,這一代人遭受政治地獄的憤怒, 即國家民主化轉變。如同台灣解嚴之際,在街頭、在藝術文化中出現的吶喊。

《薄荷糖》同時複雜且優雅地結合了私小說(相隔幾十年,兩個戀人的臉頰落下淚水),政治觀察和詩意的沉思。

虛構之謎霧,複雜的現實

李滄東在2018年坎城首映的《燃燒烈愛》,一語道出「生命就是一個謎」,體現李滄東始終善於把玩虛構與真實(歷史)之間這種複雜的關係。從剝不存在的橘子,到在霧中「找」不存在的井,不現身的貓,徹底消失不知生死的女主角。

回到《薄荷糖》,又如同《大國民》中的「玫瑰花蕾」之謎,《薄荷糖》倒敘尋找一個可能不存在的「薄荷糖」,金先生的人生真相。影片前半,他對觀眾來說仍然是一個謎,他的行為是無法預測的,內心深處的掙扎只有到電影最後才得以體現。

《燃燒烈愛》、《薄荷糖》都一如偵探小說滿佈各種線索,設計成緊密聯繫的動機或謎題。《薄荷糖》的這種漸進倒述中,每個階段都是角色朝生命上游的移動,這顛覆了傳統敘事的所有戲劇性層次。

在最後一幕中,青春的金先生驚訝發現鐵路橋的場景意外地熟悉,而我們觀眾都毛骨悚然意識到這正是二十年後他自殺的地方。如果我們扭轉因果關係,我們眼前則是已知結果的命運「起因」,人生更顯諷刺。

李大導鏡頭下結構緊湊的情節傳達了痛苦、創傷和憤怒,同時遵循了黑色電影和黑幫電影的傳統體裁,總用異常複雜的故事來顛覆觀眾的期望,使人思考複雜的生存、精神和道德問題。

信仰?現實迷霧中的那道光

然而,不論是《密陽》接連失去丈夫和孩子的悲劇單身母親,《生命之詩》中阿茲海默症的老婦,面對強暴犯孫子的完全漠視道德,或《薄荷糖》中的金先生都不斷質疑「生命的美好」。李滄東的角色總處於極限狀態極大痛苦之中,檢驗人類精神的極限。

這種精神信仰道德的追尋, 更具體的在《密陽》、《燃燒烈愛》或《薄荷糖》的畫面中以那道「光」現形,總閃的主人翁一臉茫然。不論是躺在床上,還是站在夕陽餘暉,或在自己放的火之前。

呼應《燃燒烈愛》片名,女主角的名字惠美(Hae-mi) 正是「光」的意思。延續《生命之詩》中的命題,不斷圍繞如何定義個人的追尋。而《密陽》(看不見的光)則是最為直接探問宗教。喪夫喪子的痛苦試驗中,試圖理解存在的意義和價值,一連串沒有答案的「為什麼?」導演並沒有把我們引向終極真理,而是認真看待個人命運。

《薄荷糖》回到邪惡卑劣的起源,觀察政治對角色心理的直接影響。同樣地,角色既不在宗教上尋求庇護,也不在他生命的兩個女人中得到庇護。甚至他的孩子他的家人都不是避難所。他這些決定是否有其他選擇,或者它是預先確定命中注定的,就像火車總是沿著軌道行駛一樣。

在宏觀的角度下,這個出其不意的「光」之於 「迷霧」,或許正如同跳脫軌道的「意義」之於人生,李大導不斷探問的存在意義,這個「跳躍」的可能或許正是在《燃燒烈愛》片尾呈現的「創作」中 。

導演的,金先生抉擇

作為創作者,李滄東一再處理這個,年少害羞時夢想成為一名攝影師的金先生人物形象。自殺前雖「再次」收到初戀為他珍藏的相機,卻無法力挽狂瀾。而在將近20年後的《燃燒烈愛》中,另一位金先生卻在片尾開始「寫作」自己的故事,創造自己的歷史。

面對最後一場雪地炙烈「燃燒」殺人燒車的結局我們毫不訝異,甚至早可預見,命定的暴力出口決局遙呼主角父親仔細收藏的小刀,如同火車軌道上似曾相識的自殺場面 。

但若把重點劃在終場前,他在在窗前寫作的鏡頭,怒火的爆裂綻放則是一場「虛構」私小說,這是試著「創造」自己的命運。面對悲劇性的重複,李大導用「創作」私歷史跳脫軌道可預見的結局。藉著更激進更跳躍的想像,述說再現他的憤怒,跳脫邏輯給定脈絡的可能性發展。

這個沉重卻炙烈的隱喻,不但可說是導演自己的創作人生領悟,更是前韓國文化部長捎給我們的重要訊息。

本文經關鍵評論網授權刊登,原文發表於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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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編輯:陳仲廷
核稿編輯:古家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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