專訪《與信仰對話》紀錄片團隊李崗、王盈舜：用真誠開啟公民社會的溝通可能

台灣現在估計有20餘種宗教，宗教多元指數為全球第二。台灣這塊土地，如何乘載這麼多種的文化與信仰？透過訪問紀錄片《與信仰對話》的創作團隊，監製李崗與王盈舜導演，希望可以從台灣宗教多元共處的特色出發，讓我們看見信仰者是如何依循著生命座標向前，更加進一步地相互對話、調和。

多元與和平

李崗，作為一直關心台灣這塊土地、勇於挖掘沒有人碰觸的硬歷史的在地導演，他看見了台灣的種種紛擾與亂象，也感受到了各種多元的存在，是如何互相扶持、和平共處。

在六十而耳順的這年，他用傾聽者和溝通者的角色，帶領王盈舜導演及攝影團隊，懷抱著為台灣留下美好紀錄的使命感，拍下了紀錄片——《與信仰對話》。希望能在這個紛紛擾擾的世態底下，帶來一點清淨、一點台灣人專屬的未來可能，更希望能分享給每一個關心台灣的朋友。

這一天，我們很榮幸有機會訪問監製李崗導演與王盈舜導演，讓兩位核心人物幫助我們更加深入地了解《與信仰對話》的初衷與期許。

#01 問：為什麼會特別選擇「信仰」作為紀錄片主題？

李崗：

我以前去學校演講，學生們一定會問「影響我最大的一本書是什麼」？這個問題太大了，在不同年紀看一樣的東西，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，所以你問我哪一本書影響我最大？這我沒辦法告訴你，沒有任何一本書像是葵花寶典一樣，一輩子都在影響你。

為什麼要做信仰這個題目？因為年紀到了，一個題目就會來找你。我想對信仰、信念這種東西來解密，因為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，一定受到信仰、信念的影響，所以我就把這個解密的任務交給王導演（笑）。

王盈舜：

當初李崗找我做這個題目，我自己是有幾個感受。台灣有很多宗教電視台，但都在自己的宗教脈絡中延伸，沒有把各種宗教放在一起來談信仰的東西，所以就公眾意義上來講，我們就是想稍微退一步，站在外圍，去討論信仰對我們來說到底有什麼意義。

我自己小時候是念關帝廟的托兒所，媽媽則是會收驚，後來我拍紀錄片，也常接觸到台灣各地的信仰，包括原住民的祖靈、泛靈信仰等等。但我一直都覺得只知道一點皮毛，沒有辦法深入的理解，所以當《與信仰對話》這個紀錄片找上來，剛好是一個整理的機會，幫我把所有的觀察和疑惑做一次整理爬梳，這是我自己比較私人的理由。

#02 問：拍攝《與信仰對話》最困難的地方在哪裡？

李崗：

劇情片和紀錄片的功用不一樣。「劇情片」是讓觀眾熱起來，一個故事，透過剪接、音樂、特效等等，讓觀眾進入這個故事裡面，一直一直熱起來，越來越進入核心。但是「紀錄片」不一樣，它是相反的、把元素甩出去的。雖然也有一個故事，但它應該是要讓觀眾拋去成見和激情，很客觀的去對待、思索這個內容。

談到紀錄片與劇情片的不同，「這是我和舜子在處理《與信仰對話》的時候，最在乎的地方：客觀、跳脫，讓觀眾自己去和文本相遇、對話。」李崗特別強調。

至於最難的就是找錢（大笑），因為這個題目沒有人做過，我只知道我想去談各種宗教在台灣共處的狀況，但是紀錄片最後會變成什麼樣子，太難預測了。他們問我最後這紀錄片會變成怎樣的東西，我說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這不會是一個賺錢的東西，這樣就很難說服別人投資。

話說回來，怎麼樣不失真的呈現內容，是很困難的地方。在做《與信仰對話》的時候，（舜子）導演從我在劇情片上的經驗，學到怎麼跟觀眾溝通、怎麼講故事。而我也從舜子身上了解到，只要有攝影機，人就會開始表演，即使你偷拍，剪接時也會把主觀意識加入紀錄片。所以什麼是真相？不知道。但你可以真誠的去面對你的題目，從提供知識和思考的角度，把一個接近真相的輪廓帶給觀眾。

王盈舜：

即使我在成長過程中，對某些宗教有所理解，但也不能說自己有多懂，更別提那些很少接觸的信仰，例如伊斯蘭教、一貫道等等。當我們在拍攝時，我也是持續在學習，不斷增加自己對宗教的理解。再加上每個宗教都是有組織的，它們有自己的內涵、儀式，對我們來說，要怎麼去探究，甚至能拍攝到這些內容，整個溝通協調的過程是很困難的。

另外一個困難的地方是怎麼傳達。每一個宗教都有自己的語言和邏輯，一般的非信仰者可能根本不懂，即使是同一個宗教，都會因為對經文解釋的角度不同，而分成各個教派。

「要怎麼把這麼多宗教放在一部紀錄片裡，清楚地呈現每一個宗教，在轉譯過程中不失原味，又要讓不熟悉的觀眾足以理解，這是很難的地方。我認為這也是現在台灣的宗教界與傳播界，在傳遞溝通信仰的價值上比較缺乏的一塊。」——《與信仰對話》紀錄片製作團隊，王盈舜導演。

王盈舜導演分析，各種不同族群將他們的文化、信仰帶來台灣，開始彼此互動、產生漣漪。「在這個融合的過程中，華人傳統信仰比較具有實用主義的取向，和節日、節氣的結合很緊密，等於是一種將信仰擴散在生活裡頭的概念，不像西方宗教那樣，宗教戒律的規範較為嚴格，也就比較不會和其他的宗教產生衝突和摩擦。」

#03 問：希望這部紀錄片《與信仰對話》，可以帶來什麼影響？

李崗：

紀錄片對我來說是一個反商業的東西，所以進商業電影院是很奇怪的。商業電影院要票房、要觀眾、要賺錢，就必須放一些會讓大部分觀眾贊同的電影。做紀錄片就不該有這種想法，不該為了要票房、要觀眾，而設計、拍攝出某些內容去迎合市場，那這樣就不是紀錄片了。所以當我真心認為我要把一個知識帶給觀眾，就不會走商業的策略去發行。